“枫桥经验”形成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展于改革开放时期，创新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内涵不断丰富，重点不断调整，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展，随着理念的进步而创新。
59年前，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的干部群众创造了“在党的领导下，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经验，成为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面旗帜，至今历久弥新，充满活力。今天的枫桥，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美丽乡村，在“枫桥经验”基础上探索形成了一系列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新做法，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供了新经验，带给我们新的思考和启示。
上世纪80年代，枫桥镇及时提出综合治理社会治安理念，在全国首创综治办，实行政府主导和群众主体相结合，充分依靠群众维护社会治安。1990年9月，中央政法委向全国推广“枫桥经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上世纪90年代，枫桥创造了“四前”工作法和“四先四早”工作机制，组织群众预防矛盾，富裕群众减少矛盾，服务群众化解矛盾。
2003年11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40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要牢固树立“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的政治意识，充分珍惜“枫桥经验”，大力推广“枫桥经验”，不断创新“枫桥经验”，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2013年10月，为纪念毛主席批示“枫桥经验”5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再次做出重要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
新时代“枫桥经验”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的核心要义，为实现“良政善治”目标提供了成功样本。
一、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基层党组织引领群众、凝聚群众、组织群众的中坚作用，是“枫桥经验”的核心。习近平总书记“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新时代治国理政思路，强调的是在党的领导下，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共治、让社会充满活力的新局面。治理理念下的多元主体，既包括党的领导，也包括政府负责，同时，活跃在人类社会大系统中、由人民群众组成的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居民自治组织、基层各类群众组织以及人民群众个人等不同主体，都是“共建共治共享”的重要参与者。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善治格局，就是在法制的框架内，在相应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保障下，实现以上多元主体间的民主协商和良性互动，促进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创造生动活泼的基层人民民主新局面。
二、依靠人民群众解决基层问题是“枫桥经验”的灵魂，也是我党的一贯作风，是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在现实工作中的生动体现。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一方面强调党和政府要善于在加强与群众的沟通联系中增进与群众的感情，善于在真心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中赢得群众的信任；另一方面，着重突出在新时代继续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确立人民群众在基层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群众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焕发人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提升的热情，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良好局面，让人民群众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三、坚持“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是“枫桥经验”的精髓，也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目标。通过基层民情沟通会、民意恳谈会、民心交流会、纠纷调解会等人民群众愿意和能够接受的形式，把决策过程变成尊重民意、化解民忧、维护民利的过程，疏导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消解人民群众的误会，解答人民群众的疑问，解决人民群众的切实困难，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是保证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也是解决上访、告状、网络舆情等“末端”问题最实际、最有效的方法。源头疏通了，也就无需在末端“堵”和“截”了。
四、实现“捕人少，治安好”，人民安居乐业，是“枫桥经验”的价值追求，也是国家安定有序的根本保证。二十大报告中再次提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并强调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等。这些思想，为构建新时代国家安宁、社会安全、民众安稳的战略思考、政策和规制体系，提供了依据。以守护一方平安为落脚点的“枫桥经验”，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平安中国”建设、“法治中国”建设思想成功实践、落地的典范。同时，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化等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提出了新挑战，也为“枫桥经验”注入了新时代的新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