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父亲很少说话，一年难得见几次面。

记得上次见面还是在一个月之前，回家看到父亲正赶着羊群回来，些许银丝映入我的眼帘。我急忙跑过去把羊群撵进羊圈，父亲乐呵呵的笑着说：“什么时候回来的？你该早点打个电话回来，我好把钥匙放在原来的地方。”锁好圈门后，我应着父亲的话回答：刚回来没多久，不知道要坐多长时间的车就没打电话给你。

这还是我认识的父亲吗？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一直是一个伟岸、俊俏，满头黑发，充满力量的男人。父亲原本是挖煤的，在我读初中的时候，父亲去过我们班。犹记得当时正上政治课，老师叫到我的名字让我出去一下。刚出去就看到他那黑乎乎，挤满血丝的双眼，正注视着教室门口，我不敢多看他一眼。他从兜里掏出一把脏兮兮的散钱，把面值最大的几十元递给了我，嘴里说着:“矿上这几天放假，刚好路过，来看看你。上课了，快进去。”我也没说什么，捏着钱就走进教室。上课的时候，我就有点走神了。父亲是怎么知道我在这个班级里的，还知道我们班的教室在哪里？这些是我从来没和他说过的。当时的我，真是可爱极了！

“下课!”听到老师清脆的宣布下课，我立马冲出教室，不停地张望着，但始终没有看到那个身影 。我知道，父亲回家去了。

周末放假回去的时候，父亲问我：“那天你怎么不来学校门口，我在那里等了你半天。”顿时，我才明白父亲和我想得一样。只好抓抓头，回了句：我以为你回去了，在教室里做作业。

至今回想起来，难以忘怀的是他那双黑乎乎，挤满血丝的双眼。

后来，因为煤炭的行情不景气，父亲换了好几个地方都没挣到钱。为此，我的母亲和他争吵过很多次，“一哭二闹三上吊”，再常见不过的把戏。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会站在我母亲的阵营里催促他出去工作，但看到母亲那样“闹”后，我有点不忍心，也就不怎么跟着她。

有一次，我刚好放暑假，他在家里呆了一个多月，白天去地里干活，晚上和他挖煤的同伴商量什么时候出去，去哪里工资高点。有时候，我也听见他抽烟筒的声音，他抽烟总是在屋外的墙角蹲坐着，我也明白,那是为了不打扰到我。在家里，我也跟着父亲去地里干活，看着他拿着锄头有力的挖地，好长时间不歇息。可我刚拿起锄头挖了一会就感觉头昏眼花，没力气了，就坐在边上看着父亲大气都不喘的挖着。他挖煤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

父亲是一片天，他用双手撑起了整个家。

还记得我读高一的时候，父亲兴高采烈地扛着我的行李袋和母亲送我去市里读高中。看着父亲的样子，我和母亲还数落他，真的是乡下人第一次进城，高兴坏了。父亲也不多说什么，叫我快去报名交费，他就在边上帮我守着行李。等我报完名，他们把我安顿好，好像还不怎么放心，带着我出去吃饭。我永远记得那次吃的是牛肉火锅，他们进去餐馆后，拿着菜单看了半天，还和服务员询问了价格，才说：“我们吃火锅，要一斤牛肉。”吃饭的时候，我的碗里都是牛肉，他们总是说：“我们不饿，你快吃，不够再点。”他们高兴的模样，像一对新婚的小夫妇。晚上去旅馆住宿，问了几家要50元一晚，他们总说太贵了，最后一家小旅社20元一晚，她们当即就住下了。第二天一早，学校开始军训，他们又来了。帮我买了一个银色的铁饭盒，说这特别牢，摔不坏。还一边交代我要好好学习，和同学好好相处，磨蹭了好一半天才出校门回家。我的家离学校要转两次车，那时不知道他们第一次到市里来，是怎么找着回去的。

那时，我父亲的头发黑黑的，母亲走在前面，他提着东西跟在后面。

市里就是大，宽阔、整洁的街道，两旁的树木整齐地排列着，灯光都那么璀璨。

很快就到了高一下学期，午休刚起来，正准备进教室上课。班主任叫住我说：“你母亲叫你打个电话回去。”刚接通电话，我就听到了母亲焦急哭泣的声音，她说：“我父亲在煤矿上出事了，腿被铁柱打断了，正在医院里。”我跑向车站，坐着车赶往医院。到医院的时候，我看到他躺在洁白的床上，嘴里咬着什么一样，却不发出一点声音。看见他的右腿肿胀起来，上面都是青紫色。医生不等我们多看，将他推进了手术室，我记不清什么时候他再次从手术室里出来的。他的脸色苍白，看到我却笑了，“没那么严重，别听你妈妈瞎说，不小心被砸到了。”我很想哭，看着他却怎么也哭不出来。

经历了这次手术，父亲彻底变了。他不再可以挖煤了，走起路来也不像原来那样，总是小心翼翼的。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每次回家总能够看到他头上的银丝，一根两根，现在几乎满头都是。

那个年轻帅气的他，在住院的时候发胖了起来，整个人像被吹大的气球。

年少时，我不懂得如何去表达。当我毕业时，那一年我没找到正式的工作，每次回家去都能听到父亲抽烟筒的声音。看着他头上的银丝一天比一天多，心里总想着：等我找到了工作，一定要让他过上更好地生活。他也找事做，专门买了两对养去山上放，现在也有十多只羊。

我想：那银丝，是岁月的痕迹，是生活的雕刻。（平寨乡中心学校王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