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加贵辅导学生

“看到习总书记慢慢地走向我时，我心情非常激动，当他伸手和我握手的时候他就亲切的问我是哪里的？我当时非常激动。能够有今天是领导的关心，还有我们落松地的村民和孩子，这么多年来一直那么信任我，让我在落松地好像就找到家的感觉一样，所以我能坚持这么多年。”11月17日，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文山州广南县莲城镇落松地小学教师农加贵当选敬业奉献类全国道德模范，赴京参会领奖，并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习近平总书记接见。

走进了落松地小学，看着农加贵和孩子们灿如山花的笑脸，快乐地学习，谁会想到，这里曾经因为恐怖的麻风病而被世人所遗弃和冷落，曾经是多么的凄凉和无奈呢？上世纪50年代，麻风病盛行，麻风病因其传染性、会导致肢体和面部畸形，在没有可御医疗办法的年代里，人们普遍惧之、恶之。为避免疫情扩散和蔓延，附近村寨一旦发现麻风病患者，便将其送到这个人迹罕至的深山幽谷里，没有几年，麻风村便形成了，当时全村共有56户180余人，其中麻风病人就有80余人，其余为病人的家属和子女。为使名字富有政治色彩，引起社会的关注，当时地图上将这个麻风病人汇集而成的村子标注为“广南县新生疗养院”。村子没有村名，大家说起麻风村，都说“那个村”。

机缘，让他踏上了一个不寻常的讲台生涯

“也许是一种人生的机缘吧，自从我踏入这所小学，与之‘结缘’，就再也没有离开过。”问其当初的想法，农加贵平静地说。

与病魔作斗争虽然可怕，但村民们意识到，更可怕的是孩子们没有书读，长大了目不识丁。随着适龄儿童的不断增多，就学问题成了全村人最大的难题。经过村民集体商议，出面与县皮防站协调，借用驻扎在村子里的门诊部一间房子做村里的学校。县皮防站同意了，“那个村”在多少辛酸与企盼中终于有了自己的教学点。可是，有了临时教学点，老师怎么办呢？在人人惟恐避之不及的地方，谁会愿意来教书？

“那是1986年秋季学期即将开学的一天，当老师的叔叔找到我，动员我到麻风村去当代课老师，我想都没想就反对了。说实话，当时真的一点都想不到会来到这里教书。”问起当时的想法，农加贵说。

麻风病在当时虽已能控制，但恶毒的疾病留给人们的印象实在太恐怖了。叔叔的这一提议不仅农加贵想都没想过，也招来了全家人和村里的竭力反对。一向沉默寡言的父母劝慰道：“小贵，我们把你拉扯这么大了，不想把你亲手推进病魔的深渊，你看那些医生，脚穿长过膝盖的长筒靴子，身披白大褂，脸上戴着遮盖得严严实实的白口罩，头戴白帽子，手戴皮手套，全身武装才敢进村。你可要想清楚，别为了每月区区19块钱毁了自己的人生，将来谁会愿意嫁给你，你还想结婚吗？”亲戚邻里听说此事，也纷纷到家里来劝阻，大家一致一个声音：不要去麻风村教书了。

大家的反对让农加贵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中。何去何从？是屈于世俗观念，让自己一辈子与土地打交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聊过此生？还是扬起心中的风帆，冲破世俗的眼光，勇敢地走自己的路？1986年9月1日，简单收拾好行李，在叔叔的陪同下，农加贵忐忑不安地走进了麻风村。因为麻风病的缘故，这里的规矩很多，也很严格。几根长长的毛竹横挡在村口，意为麻风村民们不得逾越的界限。虽然几根竹子并不能阻挡什么，却是那样的威严和令人生畏，似乎在警告着村外的人们，越过警界线，就意味着掉进了病魔区。村外，一排粉刷着白石灰的房子显得很刺眼，那是麻风病人的医治诊所。医生就诊只到这里，村民能越过村口竹竿的唯一机会，就是走进诊所接受治疗。“学校”就是这一排白房子腾出来的一间10来个平方米的小房。屋子里摆满各式各样的桌子板凳，拥挤不堪。第二天，家长们送孩子来上学的时候，看着那些因被魔病侵蚀，脸部和四肢变得畸型的家长们，更是让农加贵心生阵阵凉意，差点卷起铺盖打了退堂鼓。但当他看到那些高矮不一的孩子们，他们个个扑闪着渴望的目光，胆怯中带着几分惊喜地看着眼前他这个从未谋面的老师，就铁定了心留下来。“既然来了就不走了，孩子们。”农加贵像在告诉孩子们，又像在自言自语。“后来的教学中，我尽量避免与学生肢体接触，教学生握笔只做示范，教会大孩子，然后让大孩子教小孩子。上课时全部把门窗打开，尽量让空气流通。下课时跑得比学生还快，好像多呆一分钟就会多一分危险。在上课前后我都要喝一点酒，用酒清洗一下双手，抹一下面部，因为我知道酒精有消毒作用。”回忆初到落松地小学上课时的情景，农加贵颇有几分感慨。

学校正式上课后，经有关部门向县教育局、当时的文山州教委提出申请，1986年10月，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在麻风村开办一所村级小学，解决一至三年级孩子入学问题，四年级转至坝汪村完小或下坝小学继续学习，教师的工资由政府解决，每月19元。学校名正言顺了，村民很是满意。村民们怕农加贵在学校不安心工作，除了政府每月发给的19元补助外，又自发集资每月给农加贵35元作为额外补助。35元钱虽然不算多，但情义很重，是群众从生活款中节约出来，并用高压锅消毒后让医生转交给农加贵的。每次收到这35元零零碎碎的钱，农加贵感到压力很大。另外，村民还划出半亩稻田种植水稻、1.5亩山地种植包谷来给农加贵喂养鸡鸭改善生活，田地全部由村民帮助栽种。村民们极大的热情深深更是感动了农加贵，他决心留下，尽自己的所能教好学生以回报村民。

就这样，农加贵开始踏上了自己不寻常的讲台生涯！

孩子的升学成了最大的困难

在麻风村，学校属初级小学，按教学规律和教师不足的实际，读完三年级就到完小读四年级，这在一般的小学校，是很平常不过的事。可是在麻风村，学生要升学几乎无门。

在农加贵的悉心教导下，孩子们显得特别的懂事而勤奋。读完三年级，孩子们将转到村外学习。当农加贵兴冲冲来到坝汪完小联系学生转学事宜时，因为学生来自麻风村，被种种借口拒绝了。农加贵又跑到下坝小学联系，结果和到坝汪村完小一样……孩子们辛苦读了三年书，到头来却投学无门。看着孩子们离开学校时那一张张挂满泪花的脸和村民们沮丧的神色，农加贵心情像裹着铅块一样沉重。“决不能让孩子们失学。”农加贵想了一夜，第二天，找到村小组长表明了自己的决心：“既然他们不收我们的学生，那我们自己教，一直教到六年级毕业。”小组长听了农加贵的话，像吃了颗定心丸，却也很疑惑：“农老师，从一年级到六年级，你一个人能行吗？”“我已经考虑过了，虽然工作量会重了些，但我能做到，为了这些无辜而好学的孩子，这样做累点也值得！” 语气平静温和，却掷地有声，它深含着一位普通教师对这一群孩子的发自肺腑的爱，对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与执着。从此，瘦弱的肩膀将要扛起一份更加沉重的责任。

1989年秋天，是村民收获希望的日子，也是孩子们重拾希望的日子。听说农老师接着教高年级，村民们喜上眉梢，孩子们奔走相告。在皮防站的积极支持下，教室又腾出来了，家长们有的搬来桌子，有的拿来板凳，虽然桌椅参差不齐，高年级还是顺利开班了。转眼到了1992年，学生们已完成小学学业，即将参加小学升学考试，到县城的初中学校学习。当初孩子被拒于校门外的阴云又笼罩在村民们的心头，大家找农加贵商议对策。农加贵提议，在考试填写校名一栏时，不要写麻风村小学，改个村名吧。大家一致赞同，起个什么名字呢？一位村民想到自己栽种的花生很是丰产，花生当地又叫落松，他突发奇想：“那干脆就叫落松地吧。”于是，学生毕业生表格家庭地址一栏齐刷刷地写上“落松地村”这个谁也没听说，不知在何处的村庄。

小学升学考试后的一天，农家贵去县五中（现广南三小）咨询录取情况并抄写学生成绩。刚进门，他不由得忐忑不安起来。“你是那个学校的？”负责招生的老师问道。“我是坝汪小学的。”农加贵不敢实说。那位老师翻起厚厚的成绩资料册，突然，他的手停住了：“知道落松地小学吗？”问的是那样直接，农家贵不禁慌张起来，赶紧说：“我不知道，我是受别的老师委托来抄写成绩的。”话一说完，他的额头渗出细细的汗水。“那所学校的学生考得太好了，全部录取。参加考试的学生最高的206分，最低135分，全部超过115分的录取线。”喜讯传来，全村一片欢腾，可高兴之后，忧虑又接踵而至：如果初中学校知道落松地就是麻风村，拒绝接收娃娃怎么办？此时，积压在村民心中多年的郁愤顿时爆发了：我们的娃娃为什么不能学习，学校也是上级批准的呀。如果再不接收我们的娃娃，我们就到县上闹……村民们情绪非常激动。为避免事态不可收拾，农家贵一面做大家的思想工作，一面四处奔波，不断向上级反映情况。经上级主管部门协调后，县五中最终同意接收落松地小学的学生，但要求农加贵带学生到皮防站做健康体检，办有健康证他们才敢接收。农加贵赶紧带着学生去体检，当时他心里非常害怕：可千万别出事，孩子们再也经不起折腾了。最终，孩子们都顺利通过体检办了健康证，解决了读书问题。

风雨过后是彩虹

1992年，麻风村村口的竹竿被拆去，专门医治麻风病的医疗队撤离，宣告麻风病已成为历史，村民们终于可以舒了一口气，昂着头走出村子了。学校也从山脚下的原医生宿舍迁入村内，群众热情高涨，集体扣除生活费4000多元，购买物资，义务劳动500多个工，用一个月时间新建了两间土木结构教室，开辟一块水泥篮球场，砌上围墙，添置活动教学设施，初具雏形的校貌终于形成，结束几经漂泊，颠沛流离的历史。

如今，国家对教育事业日益重视，为落松地又修缮了教室，建了食堂，配齐教学仪器，增设学生营养餐。然而，农加贵的负担更重了，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给学生煮早点，中午11点下课后，带领几个年龄大的学生生火做饭，但他从不说一声苦，也从未向中心学校提出要增加一个煮饭的人。农加贵说，只要学生过得好，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再苦再累都愿意。

风雨过后是彩虹。31年来，农加贵的学生大都走出了大山，走上了工作岗位，他取得的成绩和付出的劳动也得到了上级领导和社会的认可。（广宣）